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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徽州（四）·徽州碑刻

发布日期：2017-02-21 浏览次数：6028

寻找徽州（四）·徽州碑刻

遍布徽州城乡的石刻，全面记载了徽州上自官府下至百姓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徽州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真实的原始记录。

谈起徽州的碑刻，人们自然会想起位于歙县西干山上的新安碑园。作为书法艺术集中反映的碑刻，新安碑园不仅拥有大量的原始书法碑刻，而且复制或临摹了包括王羲之、颜真卿等著名书法家在内的大量艺术性极强的碑刻。在这里所要讲的徽州碑刻，并不是指书法碑，而是专门指真实记载和反映徽州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各种碑刻资料。由叶为铭编印于民国二十年间的14卷本《歙县金石志》。这是迄今为止徽州碑刻资料最为集中的辑录，共收录了遍布歙县各地最早自南朝梁《吕记》以来的碑刻共185通（不含金文和摩崖石刻）。这些碑刻真实反映了1000多年来徽州经济、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内容，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物与学术价值。

徽州碑刻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徽州宗族血缘制统治在历史上极负盛名，祠堂林立，祖墓众多，谱牒累累。因此，有关徽州宗族的碑刻特别地繁夥，诸如歙县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绍川《张氏新建宗祠碑记》，清嘉庆二年（1797）棠樾《鲍氏义田记》、《鲍氏公议敦本户、体源户规条》；徽州区潜口明弘治十三年（1500）《奉政大夫汪公祠堂记》、万历二十四年（1596）《汪金紫祠碑记》；黟县屏山的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的《越国祠田碑记》；绩溪龙川胡氏宗祠清咸丰七年（1857）保护祠堂、水口、坟茔荫木的《奉宪永禁碑》等等。

作为重教兴文、教育发达、人文昌盛的徽州，各种书院、文会的碑刻也比比皆是，其中较为典型的有：歙县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紫阳书院规条碑》，清代歙县雄村《文会条约碑》，黟县清嘉庆十六年（1811）《新建碧阳书院规条碑》等等。这些碑刻真实记录了当地官绅或宗族、士人、商人对教育文化设施的投入和重视，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徽州教育文化的发达和人文的兴盛。

徽商是活跃于明清商业舞台上的一支极其重要的地域性商帮，他们致富以后不忘桑梓故里，积极捐资兴建公路桥梁和庙宇祠堂等公益性设施。这些活动也被真实地记录在碑刻中，如祁门清道光年间兴建的大洪岭路碑，就记录了来自祁门、黟县、歙县、休宁等徽州四县以及池州石埭、安庆潜山、太湖等400余个人及商号的捐款芳名及数额，这对研究徽商及其徽州社会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徽州由于高山纵横，溪流湍急，搭建桥梁以利行人通行显得十分重要，这些修桥的过程也被记载于碑刻之中，有关修桥的碑记在徽州碑刻中占有较大比重。

此外，徽州各地还有严禁盗砍森林、严禁赌博、严厉打击危害社会治安行为的地痞无赖以及厉行教化的诸如申明乡约等碑刻。至于墓志铭之类的碑刻，则尤其众多。

徽州碑刻是徽州先人留给我们后代子孙的一笔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如今，历经千百年自然和社会的变迁，徽州不少碑刻或已剥蚀不清，或已毁坏不存，十分可惜。我们呼吁善待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并敦促有关部门采取得力措施，保护这些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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